2008年5月12日，北京时间14时28分，7.8级强震突袭四川汶川。截至5月14日下午6时整，已经有接近15000千人遇难，60000人失踪。地震发生之后的72小时，是拯救生命最关键的时期，然而，再热心的赈灾也无法帮助那些掩埋于废墟之下的同胞。那么，请你为他们祈祷。

2008年5月15日（本周四）晚8时整，希望看到这篇文字的人们放下手头的事情，默哀三分钟。请你关掉身边的电灯，关闭电脑，关掉电视，可能的话停下你驾驶中的汽车……

让我们为往生者默哀。言语已经无法表明我们的悲痛，那就让都市黯淡下来，让中国安静下来吧。
让我们为失踪者祈祷，祈祷他们都能坚持下来，坚持到重见光明的那一刻。即使这样的奇迹不太可能发生。

无论你的宗教信仰，无论你的社会阶层，此刻，我们都是汶川，让我们祈祷。

“那是1988年的海南。”

无论是以装逼或者吹牛逼的方式，混过海南的人，大概都会以此开头，讲述企业家自己的故事。

他们后来确实成功了，没有成功的海南人也经常会说，谁谁谁都是从海南出去的。潘石屹、冯仑、曾伟……太多了。海南人总是自豪地提起这些名字。

那段经历确实值得骄傲。当人们在机关里看报纸、抠脚丫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去海南。当人们等着单位分房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是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参与者。这种先锋的感觉一定会让人久久无法忘怀。事实上，他们后来成了中国房地产业在各地兴起的重要推动者。

他们的故事大概会包含几个要素：原先条件不错，但毅然决然来到海南，接受磨练，最后经过艰苦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有能力从1993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噩梦中重新爬起来。“这些人都是精英。”袁玲说。

袁玲是湖南衡阳人，她是跟着10万人一起过来的。1988年时，她已经是一名经常出国演出的杂技演员，获得过各种各样社会主义荣誉称号。她出身于杂技世家，时任衡阳市杂技团副团长，副科级、当地的政协委员。

他的父亲则是该团的团长，整个家庭绝对算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先进家庭。父亲重男轻女，即使女人在这个家庭里做出再大的贡献，依然还是看不到未来当家作主的希望。

于是，她离开了家，来到海南。这里破落衰败，各个乡政府连挂政府牌匾都需要广泛集资，东挪西凑。

广东的干部们不愿意来，因为穷，所以广东往北的湖南人来了。而湖南干部的到来，又带来了大量寻求关系寄托的湖南民众，袁玲自豪地说，这里是“海南人的地，湖南人的天。”

那时候的海口，文化事业一片空白，袁玲拉起了一个杂技团，她找到了她的湖南老乡、时任海口市市长的李金云，将杂技团上升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填补海口文化空白的角度，获得了在当时的海口戏院演出的机会。

但是比创业更重要的，在那个年代，是党的文化全局。通过湖南省向海口市施加压力，袁玲回到了衡阳，很快出国演出，在柏林墙倒塌前的民主德国，她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几天后，在柏林墙倒塌后的西柏林，她又成了第一时间沟通中西方友谊的使者。即使如此，她仍然领着一个月100多元的工资。一直到1992年重回海南，她事实上错过了海南之所以成为海南的最重要时期。    

    5年的时间过后，海南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色圣地。1993年，房地产泡沫瞬间破灭，人们纷纷逃离这个岛屿，1993年，海南走入了失败的经济特区路，被人称为“经济特别贫困地区”，简称“经济特区”。

人们习惯性地说，我对海南是有感情的，但他们却很少再眷顾这座城市。在海口这个房地产的红色圣地，当我们奔波于此的时候，超过80%的写字楼没有中央空调，物业管理费低到一平米1.2元。

但无可否认，海口人见多识广。当全国人民在讨论房地产泡沫的时候，海口人会很不屑地对他们撇撇嘴。司机吴东浩说，11岁时候，我同学的爸爸就从楼上跳下来。他同学的爸爸是包工头，房地产泡沫破了，开发商撤走了，无处讨债，扔下老婆孩子和家里的三辆车，死了。那时候，全国各地跳楼的人有，但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跳楼，确实不多。

那才是1993年，我父亲在一个中小城市的集资房才500元/平米，那时的我虽然也号称关心时事，但还是漏过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海口房价已经冲到7500元/平米。

    1989年时，海口市雇佣8人以上的私人公司已经从1家猛增到1295家。虽然一再有人在中央疾呼，海南搞洋浦港等等，将地整片承包给外商，是丧权辱国。但海南的改革已经不可阻挡。

    10万大陆同胞来此，挤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找钱。“这里是自由市场”，口号响亮，动人心弦。当年的《纽约时报》形容海南是中国的“Wild West”，以此类比美国的西部淘金热。

这么多热血青年，歌舞厅显得非常必要。它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社交作用。人们无所事事，在白天赚钱后，晚上就去歌舞厅玩乐，同时继续谈论钱。

两个安徽人看中了这个市场。他们原先是同乡，一个在这里卖报纸，一个在这里卖茶叶蛋，后来攒了一些钱，开始服务大众娱乐业，自然是捧场者众，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但刚出道的人，并没有看清海南丛林竞技场的本质，自由市场和法律空白混合在一起，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奇怪。虽然每当有人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性的惊呼。

这两位安徽人中，钱多的自然就成了法人代表。但突然有一天，法人代表选择了衣锦还乡，几周之后，当他再回海南时，歌舞厅已经被变更了股权，他的兄弟正在当家作主。

无论如何想象他的愤怒都不过分。老法人代表不干了，他找来了自己的保护伞，一群人欲动手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大规模的群架还是没有发生，经各方人士调解，他领到了一些补偿金，卷铺盖走人。

老法人代表狠狠上了一课后，又投身房地产业，成为海南泡沫的亲身参与者。这次的合作者同样是老乡，他的一个小学同学。结果迅雷不及掩耳之，小学同学的妈妈病了，也回了安徽，回来以后同样发现，自己也已经出局，只能黯然离去。直到现在，老法人代表还经营着海口这家赫赫有名的酒店，同时还在全国各地经营娱乐场所。

与他相比，小学同学的命运更为坎坷。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他只身带着公司的一点钱，抛下绝望的员工，去了上海。日子很苦，那几年，直到他搞到了一笔钱，支持他盖房子，他终于可以给他的朋友打去电话：“兄弟，我这次真的发了，赚了两个亿。”

他真是一个慷慨的人。每次去夜总会，都会一次性给小姐1万块钱的红包，从无例外。好景不长，这位小学同学的资金支持，因为财主内部的贪腐案件，宣告断裂，一夜回到解放前。

毕竟是从海南出来的人，以我的想象，每当他们回忆东山再起的时候，一定会习惯性地说出类似的话。

小学同学的气势并没有受到影响，每次就是借钱也要继续给小姐1万块钱的小费，从不因物价的调整而有任何的改变。

大概真是这种气势感动了人。在经历了海口、上海两拨房地产的兴起后，他荣幸得又赶上了北京房产价格的飙升，飞黄腾达了起来。至少现在，他很有钱。

那是一个位于北京地界的别墅，经朋友介绍，他给一个开发商代理房子，每平米7000的房子他可以卖到8000，从中赚取差价。

他懒洋洋地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一路看着这些别墅的价格从8000一路升到2万多，命运就是这样眷顾混海南的人，虽然也有很多失败者，但人们不习惯提及他们。

其实袁玲差点成了失败者。1992年当她回到海南后，重操杂技团就业，并通过关系拿到了15亩地。海口市的地价已经从1991年最高98万元／亩涨到了1993年的680万元／亩，而袁玲的地则只需要一亩39万元。那一年，海南的GDP增长了40.2%。

人们在争相制造泡沫，谁也不知道房子最终会卖给谁，只是知道自己不是泡沫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1993年年中的宏观调控、紧缩银根让海口这个城市崩溃了。袁玲的杂技团办不下去了，她有几十号人需要养活，而那些在这里淘金的观众瞬间消失了。1995年，这个可怜的省份，经济增长率只剩下4.3%。

袁玲说她就趴在海南戏院的窗口，常常望着外面发呆，看着下面聚集越来越多的妓女，她们的生意此时也清淡了下来，但她们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等着摩托车来把她们运走，大概一个小时后回来，继续等待下一单生意。

海南留下了高达600多栋的烂尾楼，人们经常听说，某个孩子被淹死在挖好的大坑里面，因为缺乏资金，一直到两年前，在海口还能不费力地找到房产泡沫遗留的见证。

但人民群众的顽强真的让人肃然起敬。看着房地产价格从高往低，不断下落，一位青年看中了海口世贸附近的海景房，为了圆自己一个梦，原来是8000元一平米的房子，到他手里时候只需要6000元。

后来，他也随着大部队离开了海口，这个城市默默度过了一蹶不振的10年，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教材，从这里，地产专家们可以知过去，讲未来。

这位青年两年前又回到了自己曾经的豪宅，原先的海景只能从前面楼房的缝里隐约可见。当他亮明自己业主身份的时候，前台的服务生兴奋地对他说：“X先生，恭喜您，您的房子已经涨到3000元了。”

    3000元的价格还在蓬勃地向上生长。当全国人民对房产泡沫争论不休的时候，海南人民已经踏上了又一次房产价格飙升的列车。市面上流传着各种海口重新崛起的传说：48名大连人已抵达海口，连砍价都不砍，一次性购买了48套房子。

这次不一样了，人们来海南，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会到海口来过冬的，海南人说。一栋空置了十多年的阳光假日酒店重新正装上阵，成为海南第一高楼；一个淹死过人的大坑被改建成了高档商场。

凭借着大型化工项目的引进，海南2008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6.4%，海口则首当其冲。他们又一次将自己和大手笔、大回响联系在了一起。政府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论证海南成为自由贸易岛的可能性。他们还要兴建10个大型项目、100个高尔夫球场、1000个特色旅游农庄。

这些整数看起来多么有气势，而又多么给人希望。

海口忙碌的清晨

文/陆南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海口的滨海大道上已经出现了众多公共汽车和大巴。车内的灯亮着，一位老师站在过道上，对着自己的学生讲着什么。

这里来了许多身穿校服的学生。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参加各种政府组织的活动，摇旗倒是没有过，呐喊却是司空见惯。当然，我一直都是人群中，比较不积极的那个，但是俗是没有免掉的。

学生们是最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和我们上学的时代一样，我们需要承担听英雄报告，看公开审判，到各个需要人气的场合做最热心的围观群众，而由于平时过着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任何一次和学习没有关系的活动，都会让我们感到兴奋。我们将这些活动统称为受教育。

所以，当有人忧虑地说，凌晨4点钟集合太折腾了的时候，他们似乎错了。这天清晨奔驰在滨海大道大巴里的学生们，精神高涨，人人都有一种天然的参加盛会的感觉。对于海口这样的城市来说，与那些见多识广的大城市孩子比起来，机会对他们来说，确实太少了。

从秀英港往观海台方向，橙色的队伍来自海南医学院，他们以每隔17步为一个人，帮助警察叔叔维持秩序，数着数着，到后面，就变成了16步一个人。

演习还不算太周而复始，时代进步了，以前我们能为迎接省领导到访而排队、站队形、作团体操无数次。而他们仅仅在前天晚上到这里来演习了一次，预先把支持北京奥运的小旗插在路旁的泥土里，第二天就能迅捷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海口高级技工学校的学生真是可爱，他们面对镜头的强烈表现欲，与以前中国学生惯见的游离和躲闪完全不同。当你对着一个人拍照的时候，立即就会在旁边迅速出现拿红旗的学生，把镜头占满。我问到一个高个、拿着国旗的学生，“为什么是你在这里拿这面大的国旗？”他说，“因为我高吧。”这一点上倒是没有区别，和我们的时代。

这个学校承包了火炬沿途拉拉队大概一公里的路段。学生们在现场并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口号是设计好的：“北京加油，奥运加油。”如果有记者采访，就说“我很激动，我很高兴。”国旗是统一发的，穿校服，由校长带队，老师们各司职守。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很自信地拿起望远镜，那种外围贴着红膜的东西，观察着远方，看看自己的学生是不是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学生们还是会拉歌，但竟出现了全班集体唱光良的《童话》，老师在旁边笑着看，夸他们唱的好。时代，在这一刻，真显得特别的不一样。我们从小在学校，就没有超出那几个名词：祖国、雷锋、社会主义、毛主席……

人渐渐多了起来。远处的海面上巡逻艇加军舰，安保布控严密。奥组委的车辆不停高速从身边掠过，似乎有运不完的人，这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活动，群策群力。

真正的海口市民并不多，他们更多地集中在秀英港一带，而越往主会场走，人越少。学校对恭迎圣火的关注确实不同寻常，原定8点的活动，他们5点多都已经将学生拉到了现场，学生们累了，纷纷躺在地上睡着了。老师们也累了，坐在地上聊天，刚开始他们还积极管理自己的学生，到离火炬快要开始的时候，他们似乎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精力。

一直到7点多，国有企业的员工才出现在火炬现场，仍然是统一着装，将单位名称用大大的白字、蓝字写在胸口，写在背上。他们是信得过的，也是相对能在这样一个早上抽调出人手，来欢庆圣火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企业。

到了8点，当人群中发出极致的欢呼后，火炬过，人群散，学生们没有了大巴可以乘坐，扛着国旗，纷纷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学校，这个早上，海口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奥运的旗帜，如官方电视台一贯所说 ，洋溢着奥运的气氛。

由于交通管制，这一天，城市四处堵满了车。一名警察说，对于海口来说，这是难得的盛事，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也是应该的。

文/陆南

    “现在人们走路越来越快。”陈斐力瞥了一眼窗外安静的小道，路牌上的葡萄牙文清晰可见。

我想，还会更快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是这位马上要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上学的人，带着我穿过澳门的老城，用散步也好，漫步也罢的缓慢节奏，做着和刚才那个论断无关的事情。这里是过去的澳门，而我们，也只是在重复过去的事。

这里和现在的澳门无关。有关系的是那些港澳码头川流不息、通往各个赌场的巴士，是那些操着普通话的大陆游客，以及全城各处都清晰可见的吊车。

人们把位于路 氹 的金光大道说成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澳门的新赌场大都集中于此，但整个澳门除了那个属于过去的老城区，其实哪里都是工地。

变化并不是从1999年回归开始，而始于2002年。面对全球各地赌场的竞争，那一年，赌王何鸿燊垄断40多年的独家经营权被打破。

拉斯维加斯的赌博大亨相继而至。他们在美国制造了一个沙漠传奇，而在澳门这个从16世纪开始就有着赌博传统的小地方，他们再次震惊世界只是早晚的事情。

    2007年10月，金沙集团老板阿德尔森的威尼斯人度假村开业，英国《金融时报》的《How to Spend it》增刊登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一名意大利歌者在威尼斯式的贡多拉小船上迎风高歌。

这里不是威尼斯，而是再建的威尼斯。人造的天空、湛蓝的海水、不时传来的清脆歌声，和各色黄皮肤人的窃窃私语。

这里是世界最大的赌场，这里才有着现在澳门的脚步。

    2008年5月2日晚9点，威尼斯人度假村赌场南门，每分钟都会有超过50个身影从我身边掠过。而这还仅仅是南门。

依靠着现代澳门的急促脚步，在威尼斯人开业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从大陆过澳门海关的人数就达到创纪录的53万人。

依靠着这种澳门的脚步，这个城市今年第一季度的赌博收入就达到将近300亿美元，比去年同比上升62%，超过了美国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收入总和。这里已经是一个人均GDP达到36000美元的富裕之地。

变化来得有点太快了，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这里以前很安静、悠闲。”在天主教会所属的庇道中学教艺术的Dicky说。

他和我相约在澳门的老城，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澳门。他突然谈论起了北京，知道那里有很多文化的内涵。陈斐力是他的学生，马上就要去北京了，在那里，还有文化的土壤。

而对于Dicky来说，他还只能在初中教书，每月1万出头的收入，业余时间再排点自己喜欢的舞台剧。

他和他的同事，经常聚在一起，诟病社会的畸形。但遗憾的是，他们只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小撮。看起来，澳门发展得不错，他们只是因为自己失落，才会开始对现实不满，进而对过去的生活有了怀念。

    “大部分人不思考，所以我们经常要跟我们的学生讲，你们要思考自己的未来。”澳门人继承了原宗主国葡萄牙人所具备的懒散、悠闲，与香港的高效相比，他们更多的只有当利益大大受损的时候，才会去思考社会和政治。

也因为如此，这里由政府资助的《澳门日报》占据了当地超过80%的市场。虽然它的论调基本以报喜不报忧为准则，并经常转载大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评论，但对澳门人来说，无所谓，不就是一份报纸吗？

    Dicky和他的同事每年都要看着自己的学生辍学，然后去赌场工作。我问他们：“你们会去劝说学生吗？”“会啊。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说，连我们自己都看不到愿景。”

在一个不是在赌场，就是在去赌场工作的路上的社会，如果你选择了跟赌场无关，那么这个城市好像跟你也就没有了什么关系。

失落感在这群与赌场无关的人里蔓延。“有一个学生回来跟我说，老师，你现在还没有我赚得多。”梁怡安说他无法让学生和他的家长相信，读书比赚钱更有用，特别是对于庇道这个学校来说，他的学生更多的来自社会底层，他们确实需要钱。

    Dicky的同事黄鸿建在中学里教中文，他一边走一边摇头，“我们的日子还勉强过得去，但许多人真的很艰难。”

与1999年比，与2002年比，非赌博行业澳门人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周围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在上升。

一套大概40平米的公寓，从1999年前的30多万涨到了150万。原来一顿午饭十多块钱可以解决，现在则早已经和香港看齐，20元是起码的标准。

在葡京赌场附近的餐厅，价格昂贵显得理所应当。一个大排档模样的餐馆，每道荤菜的价格基本上都在50元以上。在你结帐的时候，如果是索要发票，老板还会贴心地问你：“开多少的？”和大陆游客、赌客对接之积极，用户体验之佳，令人诧异。

在回归之前，澳门只是香港的后花园。由于香港禁赌，这里周末接待香港的赌客，博彩虽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并没有冲击普通民众的生活。

很少有澳门人敢于走进赌场，赌博被整个社会看成不道德的行为，而又由于城市小的缘故，人们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互相监督的机制。

但随着发放赌博牌照的增加，针对大陆游客来澳赌博的限制越来越少，这个城市开始走上了博彩扩张路，连香港的赌客都逐渐被边缘化。

陈斐力由于没有钱上大学，曾在赌场当荷官——一个专门为澳门本地人保留的赌场发牌工作，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15000元左右，超过了私立医院医生、教师等传统中产阶级。

“香港人玩的小，一次输赢在一两千元，赌大钱的基本上都是大陆人。”

他见识过的最大一笔输钱是300多万，据他描述，一位来自大陆的官员模样的人，5分钟内在百家乐的赌台上输掉了这笔钱。

然而，这个城市并没有为这种巨变做好准备。在一座人口不到60万的城市里，需要15万的赌场就业人口。在一个面积只有27平方公里的城市里，每年来访的游客达到了3000万人。

节奏被彻底打乱了，社会慢慢地撕裂，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看着身边许多人奔赴赌场就业，不动心的人很少。

虽然本地人在就业上享受某些优待，但从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地区蜂拥而来的廉价劳动力还是在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连续两年的五一游行便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并发生了警察对天鸣枪示警的激烈事件。2007年的游行更是超过了1万人。

政府在今年五一之前，突然拿出了20亿资金，用于向每名澳门永久居民派发现金红利，采用大锅饭形式，一人5000元。

效果起到了，五一那天，只有大概800多人上街游行。而对5月3日在这里举行的奥运火炬接力，这显然也是一个重大利好。

不过Dicky他们还是坚持上街了，要求政府在教育上投入更大的精力。在他们看来，教育投入的不足是造成澳门社会目前一切向赌看的最大原因。黄鸿建激动地说：“澳门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足GDP的3%，比很多非洲国家都不如。”

但是，教育了又能怎样？在被赌博劫持的社会里，很多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21岁的Josephine由于对澳门失望，远走马来西亚学习电影和传媒专业，马上毕业了，不知道自己回到澳门能做什么。 “每次回去变化都大了一点，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家似的， 整个城市 就是一个赌场，葡京那边金光闪闪的，大家都受不了这样的繁华。”

对过去的怀念真是致命的。仿佛只有走进了澳门的老城，节奏才能慢下来，才能不焦虑。在老城的柯高道，人们围坐在大排档边上喝西米露，摊主不慌不忙地做着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街道显得杂乱，但并不拥挤。

陈斐力看着大排档上的价格单，感叹道：“只有这里还有十块钱的东西可以吃。”

他和他的女朋友Sonia还在怀念这条排满杂货铺的小街。“我问现在的小孩子，你们会不会玩纸飞机，他们反问我，纸飞机是什么？”

在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城市，人们怀旧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们总是担心，现在的繁荣终将过去，它更像是一架终将坠落的纸飞机，缺乏过去那种虽然落后，但是让人踏实的澳门脚步。  

奥运的细节表达

文/陆南

    黄说，历史记不住那些可笑的细节。但历史从来就是细节构成的。

    每个觉得与历史相关的人，都会试图表达，虽然连现实都不一定记得他们表达了什么。但他们，还是自觉自愿地夜以继日。

    当人们在以后的某天，谈论起北京奥运会时，大概不会有人提及广深高速上的电子屏幕和香港沙田不能自由晾晒衣服的人们，但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构成了2008年奥运火炬接力最终定格的画面，也构成了我们整段旅程的开始。

    奥运来了。在北京看到的只是电视、报纸、网络等现代媒体工具无穷无尽的报道。而在取道深圳赴香港的途中，那种来了的感觉清晰不已。

    在深圳，特区通行证已经可以在网上买到，作为对旧时代的纪念，每张价值20元。但在离5月8日深圳奥运火炬传递到来还有7天的时候，人们从在同心检查站穿过的时候，一车车的旅客从车上被请下，为了从他们中间找出可能的坏人。

    奥运来了，当然不会轻易地离开你的视线。当5月1日下午的人们从检查站解脱出来后，广深高速上的电子屏幕开始闪闪发光。

    “万众一心，我们与圣火通行。”同行不到两步，下一块牌子又提醒你，同行可以，但不可快行，因为“文明行车，迎接奥运”。最后则是上升到了一个口号的境界“平安奥运，交通有序，人人有责”，将整个广深高速的交通状况和当前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件通过细节，紧紧捆在了一起。

    细节是一个平台，他让人们参与到一个当下的历史事件中，以求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不管目的能否达到，都要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绞尽脑汁。

    同样在5月1日，面对已经到达香港的圣火，沙田地区的民众开始担心自己的衣服在火炬传递当天如何晾晒。像大陆的居委会一样细致，沙田民政事务处下令圣火传递所经之处，居民不要将衣服晾在外面，要将香港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国际社会。

    为了力挺北京圣火，与沙田类似的的细节开始出现在香港的各个角落。

    在立法会的会议现场，民建联党团的同志们想出了好办法，由副主席蒋丽云代为购买红色T恤，表达对奥运火炬的支持，构造万里江山一片红的大好局面，但不知为何，当同志们集体出现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却是橙色，和当前香港一小撮捣乱分子的代表色一样。

    在湾仔，李兆基先生旗下的新恒基地产将整座摩天大厦刻上了北京2008的字样，新恒基的字样在上，香港的字样在下，成为湾仔金紫荆广场附近耀眼的细节，而这里，也是香港火炬传递的结束之处。

    蒋丽云、李兆基所代表的香港一部分政界和商界人士本来就是香港香港奥运火炬接力的主角，无数在路两旁围观的人们除了羡慕、嫉妒以外，都只是这个活动的背景。

    当然，背景同样重要，与他们比起来，更多的人只是在这一天堵满了火炬沿途附近的街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在5月1日就到香港文化中心，和那里的每一个奥运细节合影。

    在一块香港火炬接力起点处的大牌前面，人们排着队上去和牌子合影留念，当然，与各种牌匾横幅照相，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爱好。

    我匆匆走在他们的身边，看他们拍照，问他们问题。“为什么来这里拍照。”“有意义。”“为什么有意思？”“将来看照片的时候，也能跟人说，奥运火炬接力时候我在现场。”在他们时而蹲下，时而起立，时而又垫脚的忙碌之下，一张张相片将这些姿势的细节定格。

    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细节可能才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这些细节，他们有了在朋友面前吹牛的资本。在历史事件面前的存在感，让很多人自豪。

    所以，奥运真是一个盛事，在5月2日的香港，不管是谁，无论贫穷困苦，还是富裕幸福，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细节表达，来达成或复杂或简单的梦想。